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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实验

2020-08-11 03:08    作者:瑞博官网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实验。20多年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成果,推动“停课不停学”全力运转。

  教育部第一时间统一部署,城乡各地迅速建立线上教学机制,师生们从最初的紧张不适应逐渐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方法和节奏,涌现出一系列变革教学方法、创新线上教学方式的案例。

  从现代远程教育到成都七中实验,从大学慕课到在线教育企业发展浪潮,中国教育信息化在1.0阶段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问题,2.0阶段则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真正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发展转变。

  从产品提供方服务方来看,互联网教育风口正劲,线下教培机构集体转战线上,头部企业加速向三、四线城市下沉,老牌IT巨头纷纷布局抢占线上市场。

  互联网教育的升级发展每一步都需要强大技术支撑,而教育“新基建”也反过来驱动教育变革。

  全区域、全覆盖、全方位。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用“三个全”来概括疫情防控期间的高校在线所高校开展在线万教师在线万门课程,参加在线亿人次。另据统计,截至5月中旬,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次数达20.73亿,访问人次17.11亿。

  “中国被迫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实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朱永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2月17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开通算起,到全国普遍恢复线个多月时间里,全国教育系统通过各地官方教学云平台开学、在线教育企业推出各类免费网络课程。得益于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与积累,在疫情面前,全国大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运转顺畅。

  从上世纪末的现代远程教育,到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的成都七中实验;从2012年大学慕课(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简称“MOOC”)到在线教育企业发展浪潮,“互联网+”对中国教育带来的结构性改变是否已经全面呈现?此次疫情过后,解答这一问题或将有更清晰的视角。

  有别于传统的需要前往校舍、坐于课室的教学模式,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主要使用电视(网络普及后使用网络)等传播媒体的教学模式,其招生对象不受年龄和学历限制,为广大已步入社会的人士提供了学历提升的机会。

  199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专科毕业于一所普通院校的中部某省姑娘张娟(化名)因没有本科文凭找不到理想工作。几年后,她参加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现代远程教育,拿到本科文凭,在北京找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信息和网络技术进入发展提速的年代,现代远程教育借助网络发展升级。

  1994年底,在当时国家教委的主持下,“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 示范工程”由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共同承建。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TCP/IP协议的公共计算机网。

  2000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将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范围扩大到31所,并颁布了《关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

  “根据这个文件,31所试点院校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己制定招生标准并决定招生人数,可以开设专业目录之外的专业,有权发放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杰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种放权是一种革命性创新。”

  这个时期,被后来称为“黑板搬家”的浪潮还只是简单地将线下课堂内容搬到线上,但在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劳动者通过远程开放教育学习所获得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社会生产各个领域,从而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2000年10月,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起用5到10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

  2001年教育部拨款9000多万元,重点支持现代远程教育项目;2002年,教育部提供5000套接收设备,启动现代远程教育扶贫示范工程;国家投资9亿元的西部高校校园网建设工程启动……

  2003年2月17日,开学第一天,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为“百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的昌吉市第一中学初三(1)班同学们在多媒体语音室学习英语

  2018年,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爆款文章刷屏朋友圈。文章所讲述的是成都七中高中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模式如何改变边远民族地区教育现状的故事。

  2002年,成都七中开设网校,启动高中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一块屏幕将成都七中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两所高中(康定中学和泸定中学)相连。

  2012年,康定中学直播班学生毛鑫以631分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水利水电专业录取,成为甘孜州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应届高中生。

  “七中网络教学将前端学校与远端学校构成一个教学协作体。”成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说。

  在这个协作体内,前端和远端学校同时备课、上课、作业、考试。前端教师、把关教师、远端教师和技术教师四种不同角色教师之间协同工作,利用实时交互、虚拟交互、替代交互、转移交互引导远端学生参与课堂,融入课堂,实现“同堂”。

  据七中教数学的杜老师介绍,“在网络直播教室里,上课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主讲老师,站在七中的教室里讲课,授课信息通过双向卫星信号传输,以视频形式同步出现在远端课堂大屏幕上的右上角。另一位老师站在屏幕旁,利用主讲老师讲课的间隙进行补充讲解。如果远端学生想直接向七中老师提问,网校为各地学校轮流安排了互动时间,卫星信号可以为遥远的师生建立实时交流通道。”

  从刚开始的跟不上,到逐渐适应七中节奏,再到考上大学,一根网线像一束光打进边远地区的深山里,照亮了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道路。

  截至2018年,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跟随七中同步上课。7.2万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高中课程,其中88人考上清华北大。

  “全日制远程教学改变了‘同学’的定义,大大增强远端学生的信心,缩短远端教师的成长周期,重塑当地的教育生态,大大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张杰夫告诉本刊记者,“这是我国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创造出的中国奇迹。”

  七中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教育的一张名片。然而截至目前,其模式还存在着难以复制、难以推广的问题。究其原因,张杰夫分析,除了受教材和高考改革、复制难度大、面临收费政策敏感区、难以盈利等诸多问题的影响外,更需要将远程教学模式放到更大的时空中去思索,放到重构未来教育的框架下探讨,要思考怎样系统性构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

  这次疫情,对于在“更大的时空中”考察中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成色”与未来路径,提供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实战。

  在线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引发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浪潮。

  那一年,大批互联网教育公司突然涌现,范围涵盖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K12)、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据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就达2.6家。根据互联网教育研究院统计分析,2014 年中国在线 家,数十万门在线课程上线,用户达到了近亿人次,比起2012年的数据可谓爆发式增长。2015年底,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规模达到1191.7亿元。

  虽然还未完全“同步”于信息时代,但课堂教学这些年也一直在“+互联网”方面进行探索。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教师化身主播,从最初面对镜头的不自然到后来创新出更具吸引力的授课形式、与学生互动性逐渐增强,可以说他们在“试水”在线教育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同时,这次在线教育全国大练兵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国家教育平台上的资源相对不足,名师名家教学的“表演”色彩比较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学生的个性化资源较少;部分教师的互联网素养准备不足、课程效果打折扣;学习者手机上要装十几个甚至更多的App,还有部分贫困家庭缺少网络或硬件,有媒体报道偏远山区小学生需要长途跋涉到山顶悬崖边,才能接收到网络信号……有评论人士认为,在线教育所要求的硬件投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均衡,让受教育变成了一件“千元起跳”的有门槛的事情。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暴露出的问题,朱永新在2020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中提出教育“新基建”的建设建议:要加大5G为基础的信息网络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到“毛细血管”的末端;建立一个国家教育资源的大平台——由国家邀请专家来审定平台资源,把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全部放到该平台,让所有人都可以无偿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

  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了固定年级和班级制,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学生没有寒暑假;课程是社会供给,老师来自全社会;只要修够课程品类要求、学分,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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